科技部副部长:整体推进中国新型种业发展建设

科技日报:我国种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张来武:经过多年努力,科技进步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种业科技为促进种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高效育种技术体系的构建,提升了我国农林动植物的整体育种水平,加快了育种进程;农业基因资源发掘、保存和利用取得突破性成效;筛选与创制了一批有重大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农林动植物新材料和新品种,正在为我国农业生产发挥巨大作用;新品种、新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广得到整体进步,促进了应用规模化,加快了农林植物产业化。

科技日报:第二届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主题为“创新引领发展做大做强种业”,这是基于什么背景提出的?

张来武:目前我国种业发展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商业化种业发展机制体制尚未建立,国内种子行业事企不分、公益性与商业性重叠,处于各自为政、小而散乱的现状。由于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院所和大学构成的重要科研力量技术推广不出去,另一方面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人才缺乏、研发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这些都制约了我国种子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个育种机制与模式构建专题组,围绕如何通过引导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共同探索商业化育种的政策和机制,通过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探索科研和商业化育种的良性机制和模式的案例,探讨既能充分调动科研院所、高校科研的积极性,又能迅速推动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做强做大种业企业的育种机制和新模式,探讨如何形成科学研究和其成果市场价值实现有机良性的互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如何形成种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方法革命,改变老师带学生的“小作坊”做科研方式,形成高通量的育种制种研究体系、平台和方法。

科技日报:此次论坛设立的4个专题组,提出哪些方面来构建我国新型种业体系?

科技日报:“十一五”期间,我国生物种业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来武:我国种业发展经历过三个明显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种业实行计划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实施“种子工程”为标志,多种类型种子公司出现;2000年《种子法》颁布后,种业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企业逐步成为种业发展的主体。发达国家种业发展也有三个阶段:公益性种业发展阶段、商业化种业发展阶段和全球化种业发展阶段。虽然经过多年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目前我国农作物新品种覆盖率已达到95%以上,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部分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但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总体上我国种业水平处于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水平,差距不小。比如说,我国玉米平均单产水平相当于美国等平均单产水平的60%,我国大部分高端优质蔬菜品种资源来自国外,我国规模化养殖场80%的畜禽原种依靠进口。

科技日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下一步科技部在种业科技方面将做哪些工作?

2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召开之际,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就如何整体推进中国新型种业发展体系建设,创建种业科技托管中心,创新商业化育种机制和模式,培育推动中国种业迅速做强做大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

第一个新型种业体系建设专题组,围绕新型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强化育种研发、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多元化、社会化的创业型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如何构建种业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转移的政策和机制。

经统计,这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领域生物种业项目研制新品种、新产品、新材料3029个,申请国内专利881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776项,已完成的国内标准有237项;科技成果转让数达425个,转让获得收益达6674.5万元;项目执行期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累计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达1394亿元。

第四个种业国际化专题组,正视我国种业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视这种距离为动力,鼓励中外种子产业与技术在中国法律允许条件下进行平等安全的合作,也共同为非洲和其他贫困国家作出贡献。通过探讨国际种业企业进入中国种子市场和中国种业企业走出国门的途径、机制、政策,研究中外种业企业、国际种业企业与国内科研单位进行种业科技合作的模式与政策,研究中外种业科技研发的重点领域。

张来武:农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根本出路。这里指的农业科技创新是经济行为,是指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实现能力。如果种业科技水平单单依靠论文发表数量,解决不了种子行业小而散乱的现状。创新的标准应该通过市场价值来实现。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三螺旋理论,即政府、企业与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他们根据市场要求而联结起来,形成了三种力量交叉影响的三螺旋关系。三螺旋理论的核心在于,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在区域内的科研院所与大学成为主要知识资产,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在成熟的创新区域内,科研院所与大学通过其组织结构最下层的研究中心、科研小组以及个人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活动良好的接口,在区域内发挥了强大的科技创新辐射作用。现在首要是通过设计中国新型种业体系,创建种业科技托管中心、创新商业化育种机制和模式、培育推动中国种业迅速做强做大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推动种业发展的三种力量进入三螺旋。

张来武:去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确定了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位;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并进一步要求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现代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核心逐渐转向良种竞争,在农业各项增产技术措施中,良种的贡献份额已占到30%—40%。这次会议便是针对种业做大做强,寻找其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系统顶层设计中国新型种业体系,整体推进中国种业的发展。

张来武: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颁布后,各地都有所尝试,召开这次会议就是想理清、摸清基层的创造,评估其优缺点,经过充分的讨论来确定国家政策导向,把最有生命力的模式集成整合后进行推广。

科技日报: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国种业现在还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张来武:首先是依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等计划、专项,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育种材料的改良和创制以及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公益性研究;二是围绕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改善民生的重大需求,重点围绕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加快部署一批种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是积极推动和支持新型种业创新体系建设,深入研讨新的育种机制与模式及“事企脱钩”的政策措施;四是改进现有农作物种业科研成果评价方式,通过试点推动,针对不同领域种子资源的特点,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五是组织相关公司和创投机构以有限公司形式共同组建中国种业技术产权交易所;六是支持和鼓励从事商业化育种的科研单位和专业素质高、熟悉市场的育种专家借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与种子企业合作或直接进入企业,实现育种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七是促进科技机构加强科研诚信制度规范建设,抓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规范育种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及科研人员行为准则。

第三个种业科技金融与品种权交易专题组,围绕建设品种权交易信息平台、建立种业发展基金,探讨如何发挥联盟在品种权交易中的作用、建立投融资服务平台。研究如何通过搭建种子托管中心或种子科技银行的交易平台,将种业科技成果交易变现,转化入股,交给企业家、金融家发展,专家利用收益进一步做科研,传递种业持续发展的接力棒,为我国种业产业提供规范化、知识型、开放式、市场化运作的种业技术产权交易平台。

科技日报:要解决这些问题,您认为采取什么方法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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